也谈清华学分绩改革和大类招生

一篇清青时报的名为《深度|谁动了我的GPA》一文在发出一小时被迅速删稿，引起了关于此事的不仅仅于清华学生的广泛谈论，彼时，看着这个问题下 如何看待清华大学清新时报文章“深度｜谁动了我的GPA”一小时后被删除? 的许多回答，有经历的讲述，也有许多讥讽，那时我想让我们且看学校后续的应对吧，毕竟这么重要的问题学校肯定要认真研究，给出一个快速的反应和合理的处理——然而，当小五爷园发出这样一篇谈话稿回应学分绩改革 | 专访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副教务长彭刚，我才猛然想起，之前沸沸扬扬的2018年清华特奖风波的主人公依然没有被公布任何的处理结果，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也谈清华特奖一事中所说：

这件事的影响，之于清华，绝不是简简单单就是可以治愈的，真的不希望看到，在明年的秋天，特奖答辩上，再出现这样的情形。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希望学校能最终给出一个妥当的处置，就像我在回答里所说： “这一年来看到了太多关于清华的上限的东西 这一次 期待能看到清华的下限的高度”

可惜，再一次，不再两次，我们都失望了。

不仅仅是学分绩改革，还有最近刚刚完成专业分流的大类招生改革。

关于学分绩改革，特别是那篇彭刚老师的访谈，许多人已经给予了细致的批驳，于是我就不打算针对细节进行回复，我想总体上写一点我和我所熟知的许多人所认同的东西。

清华进行学分绩改革，这本身没有什么过错，总体上来讲，学分绩的确有着可以模糊掉很小的分差，不需要让大家去纠结几分的差距，可以促进大家更关注课程的本身，而不是如何去多获得一分两分——是的，我说的是一分两分——现在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在现在的出国申请上，还是未来的推研过程中，都面临诸如这样的问题：

“考个89和考个90其实没差，但按新算法来就是B+和A-，3.3和3.7的差别”

访谈里有着这样一句话，“像量子力学这样的课，你可能拿80分就是4.0”我确实曾经上过物理系徐湛老师的量子力学，首先是不调分的，其次，拿80分以上的还真的超过1/3，所以这个意思是有1/3的人是4.0以上？

从学校的迅速删稿到套话和虚话回复中我们可以看到：要么学校是真的没有得知今年的申请状况，要么就是学校已然得知而有意为之。结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博士名额，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讲，本科的学生，不出国留在自己这里读博士，似乎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终南捷径。

不由得想起已故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曾在想做粒子物理的时候找到杨振宁先生寻求建议，然而杨振宁对这样一个优秀、极其可能可以继承自己粒子物理的衣钵的青年才俊却说出了“沙粒里也能看到整个世界”的话，极力推荐他去到新的凝聚态物理的领域中去，于是后来粒子物理果然进入寒冬，而张首晟也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建树颇丰。

许多时候，我相信，大家讨论、争辩、甚至讥讽学校的政策，完全不是有意去中伤母校的名誉，每一个清华人都像爱着他的母亲一样深爱着自己的母校，大家想要的只是得到同样的关怀——甚至，可以比这更少：

比如，能真正关注到学生在出国申请时遇到的困难，予以良好的解决，而不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态度，其实学校里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机制可以学习（如星火）“一些名校申请结果好于往年”，要知道，对于学校，只是申请人数、申请名校数量这样冷冰冰的数字，然而，对于等待offer的每一个人，都是梦想的沉浮。

我们坚信和向往，清华会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有不同的梦想，得到很好的支持，你可以在这里实现不同的人生可能，这里是一个关乎未来和梦想的地方。

说到不同的人生可能，就该说说我们的大类招生，本来最初我们以为清华的“人文日新”的口号含义是发展人文学科，进行文理兼修的培养，具体诸如扶持人文学科（这无可厚非，本来就是清华的欠账），建立和完善学校公选课，最后是新雅书院的成立——新雅书院本来应该是一个试点——然而，很快学校开始了在全校范围的大类招生。

我曾经在新雅的第一届学生新雅6字班的开班座谈会上发言时谈到”通识教育不是你要成为一个通识的人，而是要不断地去督促引导你思考你想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通识教育，相比于传统的细分专业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引导的深度和广度有着先天的优势。”

三年过去了，看着这即将毕业的新雅第一届的学生们，我们可以惊喜地发现，他们中的许多，都选择了自己所真正热爱的方向——我看到其中有人穿梭于图书馆的巍巍邺架中，领会先哲的哲学思想，有人沉醉于组织自己钟爱的社团活动中，为院系乃至全校的同学们增加生活的亮色，更有许多，他们选择了艰深的量子物理，选择了纷繁的生命世界，或者选择了深奥的计算机科学，正如我的一位好友在和我讨论大类招生所说：

通识教育不应是在封闭的蕃篱内强加于学生，而是各院系基于尊重学生选择地普遍敞开。

然而，我们做到了吗？

我们所面临的是，“入学就是一个高四”，“GPA极高也会掉链子”，“各个院系规则不清晰”这样的质疑——我们的数理类、人文社科类、乃至计算机类的分流依然惨烈——而甚至闹出了诸如如何评价清华大学工物系将所有专业分为四（五）类优先级并进行转专业限制这样的问题。

本来大类招生的初衷是希望大家不要被专业所拘束，然而实际上却是划分了更加的藩篱，而提高了不同大类之间转专业的壁垒。

我们大家都在问，希望有一个更加合理的大类招生政策，这是对的，可是，我们是曾想过，这大类培养的一年，我们从“大类培养”中收获到了什么？是学科的通识，是高屋建瓴的视野，还是更加艰难的竞争？

特别地，这个问题下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关于“专业鄙视链”的问题，此处我想要予以驳斥。许多人总是把清华的诸多除了信息专业之外的工程学科列为所谓的“失败专业”，并加以引申扩大，此处我想引用自动化系刘烨斌老师上课说的一句话“你在清华这四年，一定要去选择你所真正热爱的事情，或许，你就选择好了你毕生的方向”——

没有一个专业是失败的，也没有一个学生是注定失败的，只有不合适的选择——而清华应该有的，是不拒绝任何一个选择和选择的理由——甚至这个理由可以是简单的“我想要拿到高薪”——回到上面所说的工物系的规定，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院系应该做的不是固步自封，想要构筑牢笼来圈住自己学生的选择，而是懂得如何进行发展和转型，去更加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最后我想起了不久前上映的《无问西东》，其中所试图去传达和塑造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却真的是当下清华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最应该珍惜和爱护的东西，这个东西： 在吴岭澜这里，是和梅贻琦谈论后所终日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光；

在沈光耀这里，是徘徊彷徨于母亲愿望和共赴国难之间的进退；

在陈鹏这里，是和众人一起扔石头还是自己选择坚持自己的心中挚爱；

在张果果这里，是放弃四胞胎一家和选择和之前的上司一起尔虞我诈；

或许，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没有当年钱学森毅然登船归国、邓稼先戈壁十载这样的故事慷慨激烈，甚至起初会显得自私、局促、狭隘和平凡，但是这种故事，却是绝大多数清华人、北大人乃至中国从古自今的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

而这其中，吴岭澜的困扰和纠结，恰如其分的展现了在历史的角度下，清华人面临诸如专业选择乃至出国深造、留在国内诸多重大选择的内心波澜。

吴岭澜的困扰和纠结，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对于自己选择文理的追问，而是扣合了“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主旨，这种描摹，有如屈子的《天问》，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在其成长道路上所需要面对的重大抉择，作品本身甚至没有给出答案，只是给出了“真心”这样一个十分模糊的答案，在我看来，这呼应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管十分的模糊，但是每一个人所做的思考和抉择都给了它十分独特的含义——如钱三强，如邓稼先。

就如我之前写下的这段文字：

要说在抗战的烽火中，中国士兵们面对日寇，没有丝毫的怯懦，大致是不准确的，中国人从来都是畏惧死的，因为珍爱生命乃是人性，只是他们从小就知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样的道理，如沈光耀，纠结于父母之命，己家之安，但是他依然选择了为家国而亡。 描绘那段奋力研究原子弹和航天的作品汗牛充栋，有怀抱样弹碎片的邓稼先，有居功至伟的钱学森，不过，依然陈鹏在火车上帽子中掉落的头发还有对小女孩的会心一笑，似乎预示着为什么这几件事情能如此给我带来这样大二持久的震撼：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曾经响起在广州港、大沽口、黄海海面、黄浦江的炮声，曾经盘旋于北平、上海、重庆、西安、太原的轰炸声终于画上了句号。

今天的清华，大可不必担心自己的学生选择什么专业，去到哪里深造，当面临时代呼唤时，他们的当中会依旧出现如当年毅然归国的钱学森、郭永怀一样的敢于担当者，只是，清华需要给自己的学生更多的空间和真正广阔的平台。

同样借用清华校歌结尾：

服膺守善心无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