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二校门前一直是游人如织，很是热闹，然而，距离其仅仅数十步之遥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却来者寥寥，甚至每年清明节时，也只在碑前有着几束白花。每逢我有机会接待到访清华的友人，我一定会带他们前去王先生碑前驻留片刻，却时常清晰地窥见他们迷茫的眼神。正巧今天最终辗转收到一位刚刚进入清华园的小学妹的读校长开学给16级的新生集体赠送的《瓦尔登湖》的读后感，读后感动不已，不由得欣然提笔写下此文。
说起新生的赠书，从去年第一次给新生赠送全套的《平凡的世界》开始，我便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当然，我清的校长赠送名著给刚刚入学的新生，自然是寄托了对于他们静心读书做学问的殷切期望，我本来不敢多言，但却后来听说有了后续的一些流程，比如演讲比赛和征文，我就觉得真有些别的意味了。不敢妄谈路遥先生的大作，《平凡的世界》我在高考完毕后也是读过，却几乎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而今年推荐的《瓦尔登湖》却曾经陪伴了我整个高中时光，这本书在我看来，最最不适合的便是这样集体的所谓“学习性阅读”了。我以为，好书有两种，一种是振聋发聩之类，自然要广为人知；而另外便是与心灵的对话，梭罗这本书有似一片栖息地，读这本书，自然最好是月明风清之时，翻看书卷，回想人生，而要真的下笔写什么感想，却有些失了本来的意味。
不过，看到如是文章，的确令我吃惊。吃惊的倒不是在文中讲梭罗的时候很大的关涉到甚至很多笔墨直接在写王先生，令我十分感动而甚至要提笔献丑的真正原因是：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分明看到了一个心中流淌着静安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梭罗“Instead of singing like the birds,I silently smiled at my incessant good fortune.”的血液的一个鲜活的人，她写的分明是她自己。
我初识王国维先生自然是那句他的《人间词话》里面对于人生三重境界的经典论述，不过那个时候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比较出色的文学评论家来对待。我开始知道他的另外一些事情，还是要从我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说起，现在想来，整个余秋雨先生的这一系列的作品，在我看来其质量最好的三篇，除了《废墟》、《道士塔》就是《一个王朝的背影》了。有意思的是，在这三篇文章里面我所最最喜欢的段落，却都是悲剧性色彩最最浓厚的句子，很多人批评余秋雨先生有的文章匠气太重，不过这些句子里面我所读到的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悲怆：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道士塔》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废墟》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 ，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一个王朝的背影》
就像为何我实际上会喜欢杜工部胜于喜欢李太白，李白更多让我是惊叹“天才卓尔不群”，而杜甫则多是让我心中对他的那种悲悯有着近乎虔诚的尊敬。有句话我一直引为经典，“有三样东西一直支撑着我，对知识的渴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人类苦难彻心彻地的怜悯” ，有点偏题了，不过余秋雨先生的这些文字，这些笔下的人有着类似的东西，我想，这就是真正打动我的东西吧。
我一直喜欢读史，其中《史记》和《资治通鉴》最受我推崇。而太史公在写完史记后那篇《报任安书》更是一直让我心潮澎湃，且引用于下：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好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华史家的风骨自太史公始，史不灭而国祚永在。
当然，在我看来，王国维先生绝不仅仅如此，不是因为他的死充满着悲剧性，或者是他的死是一种他所自我表达的义赴国难，而是他的一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王国维的死，实在是一种“士”之延续。
你想，一个人的脸毁容了，似乎还是可以铸一幅面具；那么要是一个人的精神毁容了呢？如何是好，如何是好？民国16年的初夏，王国维一定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其实，不久之后，另外一个人，瞿秋白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而实际上，之前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无一例外，选择了慷慨赴死。我一直拒绝那种简单讲王先生是殉国而死，或者瞿秋白是为革命而献身的说法，我甚至感觉这有些侮辱。王国维自己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心鉴，然而瞿秋白在写下《我的自白书》之前曾经引用过的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一诗来表征他们共同的心境我觉得十分的恰当：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
寒树依微远天外, 夕阳明灭乱流中
孤村几岁临伊岸， 一雁初晴下朔风
为报洛桥游宦侣， 扁舟不寄与心同。
我不相信他们不惧怕死亡，只是死亡之于他们成了一种生存的选择罢了。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 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中国士人们从古至今，最奇怪也最宝贵的就是他们的执拗了，从《史记 鲁周公世家》中“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开始，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风骨，无论是陶潜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是林和靖的“梅妻鹤子”，其核心便是陈寅恪所书的《王观堂先生墓志铭》所书的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吧。
对于王观堂先生，我也认为他因循守旧，也认为他有些“逆共和民主之潮流”，但是我也不时在思考，所谓变革和革命，之于一个国度，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演进，由于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教训，之于群众运动之类我一直有一种谨慎态度。然而，一个时代的逝去，总应该有些人去殉葬，而王国维是失败后死的。为何我说他失败，因为在传统文化浸润之下的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曾经尝试，至少是等待过，转机的到来——这就是我所讲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最后他失败了，所以他选择了颐和园的湖水，或许这座清朝的园林之水比起苍凉世事还是要有些温存吧。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 ”这句话就悬挂在熊十力先生的书斋里，世事沧桑，难能左右。就我而言，我曾经是一个满怀诗意的理想主义者，我曾心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只是后来越发变的有些实用而畏缩，其实不是因为前程艰难，更多的却是“欲将心事付瑶琴吗，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苍凉之感。
附原文
湖畔的静安先生
前言
词曰：
苍茫世变客心惊，寻觅良途期有成。
莫道人间身似寄，只缘此去志为旌。
1845年春，梭罗只身赴瓦尔登湖畔筑屋隐居。
1927年夏，王静安先生自沉于昆明湖。
此二人分属东西，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平生经历不同，素昧平生，全无交集。然而七月里我初读《瓦尔登湖》之时，虽于作 者清朗文辞间窥看另一方天地，所思所想，却皆为静安先生平生故事，似 乎在瓦尔登湖畔举目四顾便可见先生背影。
掩卷而思，我为先贤执著的求索而颤栗并感动，亦终于明了为什么在我心目中两位学者的身影往往合二为一。他们同样对当下生活与理想的落 差感到意气难平，遂选择了暂离尘嚣，以水为鉴，试图把自己的生命看得 通透，从而对未来的路途作出抉择。
无论是瓦尔登湖还是昆明湖畔，摇漾过无数年天光云影的水光中，都同样摇漾着一代学者深沉的反思。
——我们如何生存？我们如何生活？
如果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生命将不复成为生命。
